编辑人生

生活中，常常问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活着是为了什么？”。还记得有次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给他说，没有目标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笑了笑，说“What？”。有时候可能在这样的问题上太纠结了，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段郁闷的心情，不过好在这种情绪的好处就是，如果发现这种情绪经常出现，那么说明日子过得确实不咋的，该换个活法了，起到了提醒的作用。

今天重新看了一下《南方人物周刊》上采访彭小莲的文章（在人物周刊网站上找了个链接加上，摘抄相关内容是不是就合法了？），有几处给自己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感觉摘录下来，以加深印象：

我想过的，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9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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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访问了一个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时出生的，但不知道刘少奇是谁。19岁到了日本，发现这一行钱来得快，又“不吃亏”，所以停不下来。不过5年光景，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轻人，聊到最后只是反复说着：“没意思，一点意思没有。”

在东京的大太阳地下骑着自行车采访，彭小莲像在沙漠中穿行。她常常在访问中失掉了主题，为闯入陌生人的命运而尴尬，要么，傻傻地跟着被访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觉得，时代慌乱得，令整个胸腔都挂不住那颗心。

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小川。小川说：“孩子给社会毁了。”沉默很久小川问她：“毛泽东还是给了年轻人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你说对吗？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呢？为什么不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

“我们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我们用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她说。

……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

童年，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满满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在人群中，他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下面是几个相关的问答，也很有意思：

在今天，像林风眠那样在艺术上独立，还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了，因为林风眠和他们那一代的大师是在民国文化和教育体制中成长和熏陶出来的。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中，似乎没有看见哪位称得上大师的。

你的自律是一种自觉还是有事触动？

是经历、阅历的关系。

活着，你在乎哪些东西？

真实、自由思想。

觉得哪段日子最有意义？

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

日子过得还有盼头吗？

不知道做什么好，真的。一直跟自己说，不要满腹牢骚，好好做事。现在才明白，什么事是能做的？看《李普曼传》，就看见人家一直在进取，不停校正自己的错误，人和社会，只有这样才会进步。但现实呢？在这块土壤上，你别无选择！有时会有这样的念头：当希望上帝帮助的时候，就看见他背对着我们。

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通过网络以及一些被大陆所禁的书，对64多了一些了解。事情经常是这样子的，如果只听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哪怕听上去很真，材料也很具体，但是总感觉不是那么踏实；当你从其他角度再看这个事情时，对他就多了一些了解，真像也最可能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不知道将来政府会不会解密64，现在也许不是时候，因为很多利益相关人都在，将来也许可以，因为真像总是掩盖不住的。这个可能是这个端午节自己最大的一个收获，从多个渠道获取事件的真知，以及要具备独立思考和怀疑的能力！

《我的名字叫可汗》里面的男主人公是电影《阿育王》里面阿育王的扮演者，这倒不是最主要的，整部电影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主人公坚持不懈的精神。看这个电影有点让人想起《阿甘正传》，老婆在看过后也说，是不是只有脑袋不太正常的人才会有这种精神？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一个话题。Anyway，一言以蔽之，有时候，要做成一件事情，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准路然后坚持下去。前进途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只是当你将其作为完成目标的踏板时，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

另外一个感触就是，印度能拍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能拍出《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们什么时候能拍出这样有深意的片子？拍种族歧视也能拍得那么让人感动，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体味到歧视所带来的危害性。我们肯定不缺少有才华的人，缺少的只是给这些有才华的人提供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舞台。

本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的图片故事介绍的是“如果没有青海湖”，很令人深思的一个话题。内文介绍了一个做环保的藏人的故事，在很多人看来防止沙漠化是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反复强调，而对南加看来却并不是那么困难，只是是不是用心的问题。

对于大规模防沙治沙项目，南加不以为然：“来一堆人，而且上面规定种的东西未必适合这里的土质，验收后完了就完了。”他带着我们去到一处草地，春天他在这里洒下草籽，用水泵从旁边的水泡子抽水来浇，定期看护，如今这片荒地已慢慢透出了绿色。

对于中华对角羚的保护，南加的说法更加有意思，“他说以前很多当官的来打，开着车直接撞向被灯光吸引过来的羚羊。在当地藏人心中，普氏原羚是圣羊，在寺庙里都有画像。老人们见到开车的和扛枪的过来，赶紧把普氏原羚赶到沙漠里去。”

这两个描述起码可以看出两点，即很多人是在形式主义的，特别是政府官员，政绩为上，所谓民生，所谓人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没有位置的。所以外人说西藏的环境得到多么大的破坏，官员是多么地白痴，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无疑是有道理的。要想堵住别人的口，先要拿出自己的行动，并让形式主义离得远一点儿。

大部分现代人现在都会承认，要让自己专注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经常的理由就是事情太多。我们有理由反思为什么总是“事情太多”，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那么多做不完的事情，这些都是必须的吗？

要剖析这个问题也不是容易的，因为这又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还可能会涉及到人类学等等。我们将其再简化一些来看，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自己想得到的太多，于是不断地索取，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永不满足”。

这几天在看华姿老师写的《德兰修女传》，并从网上下载了电影版的特蕾莎嬷嬷，一个感触就是我们是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回去的时候也带不走什么，一个小小的包裹就可以包起自己所有的物什。不可否认的是特蕾莎修女是特殊的，她只需要3件衣服，一双鞋。可也确实证实了在我们整个生命程中，我们真正需要的非常少。

所以说，专注需要有相适应的环境，从心理上来说，它首先需要降低物质的需求，提升精神的需求。当你少了一些对利益的诉求后，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慌张和焦虑，而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自己真正在追求的事物上来。除了降低对物质的需求，当然还有其他专注需要的“环境”，但这个也许是根本，以一到无数，其他的都是次要矛盾。

至于专注的价值，用环保人士李旻果的话来说，那就是“当一个人非常专注、非常集中的时候，他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可是现代人太分散了，把我们灵性的思考能力降低了，所以说不出来、干不出来，也感受不到这样的能量和信心，毫无疑问就无法理解我们为何这样做。”